disillusion。“Disillusion”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它可以被翻译为“幻灭”、“清醒”或“觉悟”，指的是人在意识到理想的虚假或现实的丑陋时，那种失望与醒悟共存的状态。

举个例子：二十世纪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说的就是一个关于disillusion的故事。

盖茨比对黛西的爱是一种幻想；其最终的破灭，映射了整个社会“美国梦”的警醒。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从梦中醒来只是一种日常。但如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的话，很不幸，“梦醒时分”可能会给身心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千万不要以为理想主义已死。

在这个和平年代，理想主义早已被实用化和大众化了：

哪怕你只是一个公司里的普通职员，你也可以相信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能改变世界、为自己的人生和身边的事物赋予意义。

我姑且将这种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更高愿景和使命的人称作“理想主义劳动者”：

他们比哲学家实在，比政治家踏实。

然而，在一些机缘巧合下，许多“理想主义劳动者”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其实并不能改变世界。

但即使是在disillusion之后，最硬核的那群理想主义者们也是不会将梦想就这样放弃的。

他们心态好，能力强，会想方设法将最初的理想嫁接到其他的行业上，继续笃步前行。

选择转行的理想主义者们会默默地告诫自己：

下一份工作，一定要更有意义。

转行是许多人一生至少会要经历一次的精神洗礼。

看透老本行的“无意义”后，梦醒的人却不一定知道下一份工作到底要做什么。

金融界的人转行做教育？建筑师转行做金融？

如果上一份工作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什么可以呢？

这回，我就用四个小故事来谈这个话题。

一、发霉的墙壁

2012年，美国东北被超级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虐得百孔千疮，纽约州的长岛(Long Island)大面积受灾。

两年后，研究生刚入学的我随班来到长岛南部的一个重灾区，调研当地的灾后恢复情况。

当时已是2014年，然而许多灾区的民宅仍没被修复。

发霉的墙壁导致不少居民（尤其是儿童）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

政府投资建设的区域性防洪堤也“正好”绕过了那个社区；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片并不太大的社区里竟聚满了政府规划建设的垃圾填埋场、汽车回收站以及发电设施等污染源，环境十分恶劣……

调研期间，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NGO)带着我们走在社区的街道上，义愤填膺地讲述着这里的各种遭遇。

这个社区是“黑人区”。当地极其落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似乎证实了种族歧视在当今美国社会仍然存在。

作为一个曾经只从网络上获取场地数据的建筑系学生，我第一次从这个NGO那感受到了某种强大的“情感的力量”。

这种“情感的力量”在后来的讨论会上达到了顶峰。

针对社区的发展困境，我们的带队老师表示：

学生们一定会量力而行，试图为这个社区的灾后重建找到新的出路。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个NGO的领袖居然坚决地否定了老师的态度。她说：

你们不能只是量力而行，你们要拼尽全力。因为只要全心全意，就一定能改变现实！

只要你拥有了“心灵的力量”，就可以成功地对抗现实——这种几乎带有宗教色彩的热情和信念在这个NGO中是被广泛接受的。

会议上，另外一位NGO成员激动地分享了两年前她从法学院辞去教授职位然后加入NGO的经历，并表示组织中“心灵的力量”令她非常受鼓舞。

说到最后，她自己已然哽咽。

二、停车坪里的小房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位于长岛东部的另一个社区，在那见到了一个服务外籍移民的NGO组织。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长岛是纽约富人的后院，然而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有着大量拉丁美洲移民的多元化社区。

这些移民大部分在建筑工地打着零工，按日结算。

每天清晨，他们会聚集在街角的停车坪，等待包工头开着卡车接他们去工地。

然而，因为这些民工中很多都是非法移民(undocumented)，当他们在遭遇拖欠工资等不公待遇时，非法的身份使得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更惨的是，美国东北的冬天非常严寒，许多在停车场等工的移民们常常是必须忍受贫穷和受冻的双重折磨。

针对这些现象，这个NGO将一个集装箱改造成了一间小房子，并长期驻扎在许多移民等工的一个停车坪内。

小房子上贴着“Workers Available”（此处有工人）的标志，示意包工头可以到此处招人。

于是，寻求工作机会的人们每天早上可以到这个小房子里喝上一碗热汤。

他们与包工头的“非正规”交易也能在这个温暖的室内空间进行，显得更加安全可靠。

有了这样一个NGO的帮助，工资拖欠问题大大减少。

休息的时候，工人们在屋内弹吉他，或是在外头的空地上踢足球，也算是苦中作乐、其乐融融……

这个NGO没有提到任何的“主义”、价值观或世界观，他们的行动微小，缺乏宏大的叙事。

我甚至无法用一句话或是一个模型来概括他们的所作所为。

三、伊斯坦布尔海边的闲人

有一年暑假，我在伊斯坦布尔旅游时，被当地人的悠闲给震惊了。

在一个普通的星期三下午，当全世界大部分人应该正在努力工作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的海边却充满了各种晒太阳、喝茶、接吻的“闲人”。

那儿的人特别会享受生活，他们仿佛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作为一个在中国和美国生活过的人，我和我身边的人都总是特别忙，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像伊斯坦布尔当地人那样在周三下午晒太阳。

于是，我和一个欧洲朋友聊起这事，他却评论道：

About the exuberance of free time,

economics says it’s a loss,

politics says it’s dangerous,

and religion says it’s a sin;

yet this is how most people imagine a good life - the solution of this contradiction teaches us a lot about the societies we live in.

翻译：

经济将悠闲视为一种浪费，政治视悠闲为危险，宗教则视其为罪恶；

然而，大部分人却将悠闲视为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即是社会运作的关键。

他的前半句话就像是脑筋急转弯一样，戳中了我思维的盲点。

经济生产、政治行为和宗教组织既是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事物，也各是一种自成体系的世界观，被人们用来描述世界、认知世界。

不同的世界观对于同一个事物的意义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

就拿“工作日下午在外面晒太阳”这件简单的小事来说，经济、政治和宗教就分别给出了“浪费”、“危险”和“罪恶”这三种不同的理解。

但生物的视角却能将晒太阳与维生素D的生成以及多巴胺的分泌联系起来——有利于身心健康。

接受某种世界观并通过它来认知世界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

这就像一个近视的人必须依靠眼镜才能让事物在自己的眼中成像一样。

各种世界观、主义和思想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更加迅速地处理复杂信息、理清事物的意义。

然而，一旦一个人完全接受了某种世界观，他也同时会被这种世界观给“绑架”，形成一套僵硬的思维定式。

我从小就是“眼镜仔”。

一开始的时候，我每年都要因为度数的增长而换眼镜。

可后来当度数稳定下来后，同一副眼镜便会戴很长时间（我的上一副眼镜竟戴了三年之久）。

最近我去换了一副新眼镜，可当我戴上新眼镜时，却感到了头晕恶心等不适。

这是因为，我的眼球结构已彻底适应了旧眼镜，并发生了变形。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彻底适应了某种思维定式，他的观点和行为，也都会成为那个世界观的投影。

其他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都会令他感到头晕、恶心和不适。

四、西西弗斯的神话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因为触犯了天条，被罚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

然而，每次当他快要达到目的地时，巨石就会滚落。

这时，他也必须跟着下山，然后将巨石给重新推往山顶——周而复始，无限循环。

这便是神对他最残酷的惩罚。

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在《西西弗斯神话》中，用这个推石者的故事来比喻人的生活。

西西弗斯的人生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他完全可以“自杀”：

结束自己的生命，或是借助其他的精神媒介来让自己相信这荒诞的生活其实是有“意义”的（加缪将这种精神上逃避现实的行为称为“哲学自杀”）。

然而西西弗斯既没有选择杀死自己的肉体，也没有选择将自己的精神交托给其他人。

他就一直这样反复地推着石头上山，再追着滚落的石头，然后再上山……

加缪认为，西西弗斯之所以可以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徒劳的事却还不崩溃，是因为他早已看清并且完全接受了“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事实。

对于西西弗斯来说，巨石其实并不是压力的来源，意识(consciousness)才是。

一个做着无意义的事情的人并不一定感到绝望，但如果他试图去解释本就没意义的生活，他才会被绝望的意识给压垮。

对于西西弗斯来说，他那种罕见的拒绝追求生活意义的态度恰恰给了他最大的自由。

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斯也可以是一个快乐而满足的人。

加缪是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代表人物，在《西西弗斯神话》等著作中，他都对“意义”保持了强烈的怀疑态度。

在他笔下，任何通过单一逻辑来给事物赋予意义的世界观都是危险的。

无论是宗教，还是柏拉图式的理形论(Form)，在他看来，这些理念都是将原本就荒谬的世间万物给过于简化了，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即哲学自杀。

许多人会觉得加缪的哲学观点过于偏激，但我却认为他对于单一逻辑世界观的批判倒是指向了不少“理想主义劳动者”矛盾的根源所在。

五、“理想主义劳动者”的转行困境

我猜，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心中或多或少会住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现实世界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理想主义者们有个特点：

他们在面对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时，总是非常迫切地需要找到解决方案，好让混乱的世界赶快回归正轨，让眼前的事物变得更有意义。

打个比方，不少建筑师就是这样一种典型：

他们对周边社会的各种问题保持很高的敏感度，并相信自己能通过创造出更好的空间来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

这种设计行业内的理想主义，被《建筑为什么不一定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一文给质疑了。

然而，当理想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个大“窟窿”时，选择继续前行的人就需要找到其他的“意义”来将其填补。

于是，不少建筑师在最初的理想幻灭后纷纷决定转行，投身房地产、金融、城市规划、互联网等行业。

他们依旧是理想主义者：

仍然想要改变世界，仍然相信金钱不是衡量人生意义的绝对标准。

当问到为什么要从建筑转到其他行业时，他们会说：

经济和资本才是改变世界的方式。

政治权力才是现实世界的终极规则。

科技进步才是第一生产力。

但其实，试图通过建筑来改变世界的人，和依赖其他某一种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并没有本质区别。

在事物的复杂性面前，“经济学是一切人类社会现象唯一的合理解释”与“建筑足以改变人们的生活”一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可笑之谈。

分类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主导着我们从小对各个学科和世界观的认知。

它或许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到事物的“意义”并顺着其逻辑找到眼前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没能让人去真正地思考问题。

毕竟，能只花一秒时间就通过套用公式来表述事物“本质”的人，久而久之便会忘了如何去分析事物的本质。

运用强大却单一的逻辑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公式化，说到底，是一种以实现自我满足为目的的条件反射。

坚信“所有的问题都是空间问题”的建筑师与主张“经济学思维是解答一切社会问题的金钥匙”的经济学家看似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

他们都会在用各自的套路处理完眼前的问题后，感到一丝发自内心的愉悦。

毕竟，没有什么比自圆其说和“清晰的逻辑”更能给高压忙碌的现代人带来心灵慰藉了。

回到美国长岛，我相信，那两个NGO都从各自的工作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就感，但其原因不同：

一个是因为信奉和履行了某一个理念而感到安心和“有理”，

另一个则是来源于解决实际问题带来的清醒和踏实。

南部社区的NGO试图通过“心灵的力量”来推动灾后重建——这是一个依靠单一逻辑世界观来处理问题的极端例子。

不可否认，该组织的行动理念确实是很强大的思想武器。

它传承于美国上世纪后半叶盛行的“心灵鸡汤”主义和渗透当下美国社会的身份政治，是一种非常实用、具体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然而，仅仅通过心理治疗、个人信念以及基于受害者身份的自我同情，这个社区可以争取到政治权利吗？可以得到经济资源吗？可以促使空间规划的改变吗？

单一的理念是无法让人完全理解并处理发霉的墙壁和当地其他复杂的现实问题的。

如果社会现象的其他侧面都被某种强大的世界观和叙述逻辑(narrative)给“过滤”掉了，那么思维定式反而可能会将理想给反噬。

与之相比，在停车坪上运营小房子的NGO则没有遵循哪一种宏大的理念。其提供的服务都很简单实在：

移民站在停车场等工很冷，那就给他们提供一个小屋子；

包工头拖欠工资，那就让交易在更加正式、更加安全的场所里进行；

针对外籍务工人员的情感需求，食物、音乐和足球则给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心灵慰藉……

这个组织令人“看不透”——你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组织的行为、运营模式，甚至是价值和意义。

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糅合了多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

他们既相信物理空间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不否定政策法律的重要性。

这个NGO同时担任着建筑师、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者等职能。

他们这样“东一下、西一下”的运作方式虽会显得有些条理不清，却更能准确地描绘出长岛移民问题的全貌。

因此，他们得以了解不同思维模式各自的边界(limit)，对其关注的问题本身保持罕见的、清醒的认知。

西西弗斯只有在强行给自己本就荒诞的人生找“意义”的时候，才是可悲的。

理想主义者们在现世中努力工作和实践，这无可厚非。

但如果一个人用简单、绝对的世界观来给自己的工作找意义，并试图依靠同样单一的逻辑来构建某一个行业与更大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固有联系；

他便踏入了神给西西弗斯准备好的陷阱。

许多“理想主义劳动者”认为，描述问题和解决问题时，道理越简单越好，条理越清晰越好。

但如果一味地追求“思路清晰”，并将其作为一切行动的终极目的和准则，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丧失对复杂事物的理解能力。

“思路”虽“清晰”，脑子却不一定清醒。

自圆其说和分类思维，就像那些自己和老板都很喜欢的精美PPT一样：

解释力强，让人身心愉悦，看上去一切都好——直到disillusion的那一天。

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完整地解释世界，没有哪一份工作可以彻底地改变世界，也没有哪一种世界观可以让你从小到大都只用同一副“眼镜”就看清事物全部的意义。

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梦醒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从某一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可以让人逐渐认识现实问题的多个侧面；一次次的disillusion，正是让人不断地接近这个世界全貌的过程。

每次换完眼镜感到眼球不适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时刻。

毕竟，没有什么会比亲自体会、记住并思考这些不同视点之间的碰撞和磨合更能让人受益。

但如果梦醒后，你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feeling justified)就立刻全盘接受了新一套的思维逻辑；

那么转行对你来说并不是“系统升级”，而只是世界观的“格式化”和“重启”罢了。

没有疼痛感的转行，很有可能只是原地打转。

放弃原先的行业，转到新的领域，可以是为了钱，可以是为了兴趣，也可以是为了理想。

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如果因为梦醒而选择新的行业，却又舍不得单一逻辑和自圆其说给人带来的愉悦感；

那么即使是拥有了新的前进方向，离理想的距离可能反而会越来越远。

本文作者罗雨翔。哈佛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双硕士，纽约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咨询师。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不成熟研究”(id：PSR-26)，关注的人都长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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